安倍晋三为了提振日本经济，端出26万亿日元的新经济对策，除了灾后重建外，也要防止海内外经济下滑风险，并确保东京奥运过后，日本经济能持续增长，目标要让GDP增长1.4个百分点，但大撒钱是否奏效，有待观察。
1.8%，这是日本今年第三季经济增长率（GDP）的亮眼成绩单，不仅远远高于原先预期的0.2%，更是连续第四季增长。但，在这超乎预期数字的背后，经济学家却发出警告：第四季GDP将陷入衰退，更隐藏着日本经济衰退的隐忧。
先来看几个证据。首先，日本出口额连续11个月减少，根据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10月出口数字，较2019年同期下滑9.2%，创下3年来最大减幅，对美、中两大市场更出现两位数的衰退。
再来，是日本所有行业的大企业景气指数（BSI）。最新出炉的数据是-6.2，是2016年第二季-7.9以来的低点，《共同社》报道指出，受到中国等海外市场需求低迷拖累，以汽车、生产用机械用具为主的制造业，更明显下降至-7.2。
这些数字，都与第三季GDP的表现南辕北辙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？故事，要从日本上调消费税说起。
增消费税
因应公共建设、社福支出
从历史来看，面对疲弱不堪的经济，日本政府习惯以扩大公共支出的方式因应，包括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、2008年的金融海啸，乃至于2013年安倍经济学射出的三支箭。
成效如何？确实，为配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策，日本央行采取极度宽松货币策略，使得日元贬值、股市维持高点、企业出口业绩增长，甚至，2018年度日企获利约84万亿日元，创史上新高外，就业数也连续6年增长。
但事情总是一体两面，伴随庞大财政支出而来的，便是政府的债务问题。RFI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就曾撰文指出，截至2018年底，国家和地方政府长期债务约1,107万亿日元，占日本GDP比重超过200%，名列所有先进国家中“最差”的第一名，就连当年希腊财政破产时，财政债务与GDP比率也仅为170%。
此外，目前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率近三成，迫使日本政府负担的社会保障支出费用节节攀升，光是老人福利与医疗保健，合计就占整体八成左右，也造成相当大的财政负担。
为了减缓国库负担，增加税收势在必行。
日本税收有三大来源：所得税、企业税与消费税。前两者容易受到景气波动影响而增减，但消费税大都来自民生必需品，波动情形也较小，因此，日本政府决定分阶段调整消费税的税率。
2014年4月1日，消费税从5%增加至8%，增幅高达六成，人们多赶在增税之前“爆买”，虽然形成一波消费潮，但实际增税之后反而消费不振，GDP减少0.4%，呈现负增长，连带使得原先预计在2015年10月提升至10%的第二阶段增税政策，被迫延期，直到2019年10月1日才正式实施。
人们爆买
推升GDP，惟制造业遇逆风
尽管日本政府为了避免爆买潮重演，导致经济再度负增长，而祭出“轻减税率”政策，例如：购买蔬果、肉类、调味料等食材，仍维持在8%税率；或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，有优惠票价或更多点数/ 现金还元优惠等方案，但仍无法避免人们提前囤货的心态。
农林中金综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南武志就对《路透》表示，经济大幅增长，是拜零售商等非制造业的强劲投资所赐，“相形之下，制造业支出就没那么强了”。换句话说，民间消费跳增，造就第三季GDP的好表现，但对未来数月的需求而言，并非好万亿头，除非出口出现反弹，否则经济将失去增长的动力。凯投宏观资深日本经济学家提里安特（Marcel Thieliant）预言，“虽然日本在2019年10月上调消费税之前的经济扩张速度快于初值，但2020年产出可能会萎缩”。
IHS Markit经济学家海斯（Joe Hayes）则从日本2019年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（PMI）降至48.4观察指出，以制造业为主的日本，第四季一开始，该数据就创下超过3年低点，显示日本制造业面临的压力有增无减。
例如，10月日本零售额月减7.1%，百货店销售额下降17%，家庭开支则减少5.1%，但汽车销售年减24.9%，工矿业生产下降4.2%，是2018年以来最大跌幅。
不仅如此，《彭博》（Bloomberg）报道指出，日本企业在帐上的现金达到506万亿4,000亿日元，创下彭博有记录以来的新高。照理来说，企业赚钱多半有3种用途：继续投资、反馈股东或分给员工，但，这些日企却宁愿选择“现金为王”，就是因为对未来感到不安，认为经济将再次恶化而不敢投资。
总的来说，“亚洲地区整体增长依然疲软，等同于外部需求疲弱，而日本内需又减速，短期内恐怕难以见到任何舒缓情况。”海斯表示。
再推方案
砸26万亿日元，对抗需求不振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2019年12月初，日本政府再度推出新的刺激方案，总规模达26万亿日元，是继2016年8月以来，最大的财政刺激方案，目标有三：1. 因应灾后重建经费，规模约7万亿日元；2. 因应国内、外需求不振的经济下行压力，规模达7.3万亿日元；3. 提前因应2020年东京奥运后的经济失速压力，规模约11.7万亿日元。
日本政府指称，将在2019年底补充预算和2020年度预算中安排资金，中央政府与地方财政合计承担13.2万亿日元，以此带动民间投资，至于公共投资不足部分，将以发行建设国债因应。并且，此政策有望拉动GDP约1.4个百分点。
“货币政策刺激有限，特别是像日本与欧洲已进入实质负利率的地区，别无选择，只能支持财政扩张政策。”IHS Markit驻东京首席经济学家田口晴久点出日本不得不扩大财政支出的苦衷。
然而，此举却引来不少质疑，甚至看衰的声浪。
三菱UFJ调查咨询公司主任研究员小林真一郎就指出，实施规模如此庞大的经济对策的必要性值得商榷。日本共产党书记长小池晃也批评，此次增税引发景气下降，尤其此次增税，财政收入仅多5.6万亿日元，政府却大手笔撒出更多银弹，进一步增加财政负担，甚至可能导致再次加税。
的确，国际货币基金（IMF）新任总裁乔治艾娃（Kristalina Georgieva）日前访日时就建议，为支应高龄化社会持续增加的社会保障经费，日本有必要续涨消费税，到2030年增至15%，2050年增加至20%。
恶性循环
金融机构恐踩雷，日本经济陷僵局
另一个隐忧在于，日本长期实施负利率政策，国内的金融机构为确保资金运用能获得回应，积极投资海外金融商品。其中，由于美国利率在2019年底前维持上升态势，其发行的浮动利率结构商品的“担保贷款凭证”（CLO），便获得日本大型金融机构青睐。
由于CLO与引发次贷风暴的房地产抵押担保债券性质雷同，日本央行日前则出具金融系统报告示警，目前日本金融机构投资余额已达12万亿7,160亿日元，是3年前的2.5倍，更占全球15%的CLO市场。尽管其持有的CLO其中，多半属于评级最佳的“AAA”，利息收入也远高于利息支付，但随着全球复苏脚步减缓，CLO仍可能面临降等、价格滑落两至三成的风险。
尤其，一旦美国景气恶化，日本金融机构将失去应对能力，能给给企业的融资也随之减少，加上日本景气前景不明，要求金融机构正视CLO带来的风险。
对日本政府来说，现状等于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死胡同其中。也就是说，一旦政府要增税维持财政平衡，民间消费势必下滑，在货币政策无法灌注更多银弹时，政府为了挽救疲弱的经济表现，又不得不扩大财政支出，但又可能引发财政破产的危机。
2019年12月10日，日本政府决定追加发行超过2万亿日元的赤字国债，原因是企业业绩增长乏力，税收远低于原始的预算目标。特别的是，在年度中间因预计税收下滑而增发赤字国债的做法，是3年来的首次，更凸显出日本政府依赖借款及严峻的财政状况。